十一、中國勞動生產力的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本——勞動比例的提高。
人們總是抱怨工資增長趕不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可是，實際情況是，在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或者叫資本裝備的改善，經濟學家稱之為“資本深化”）。既然資本對生產率的提高貢獻大，資本當然也就拿了大頭。所以，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距（成為投資回報率的主要來源），反映了中國所處的工業深化的階段，并沒有錯。沒有這個差距，產業就不能深化下去，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就是空話。
中國仍處在工業深化的階段。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產業的升級仍將表現為資本的不斷深化，也就是快速提高制造業的資本密度和附加值。而資本密度越高的行業，生產率越高，但勞動報酬的份額卻相對越低。只有產業結構提升到高端服務業（如金融、貿易等）主導的階段，資本深化的過程才有望結束。而這時候，生產率越高，附加值越高，人力資本（勞動）所得份額也就會不斷提高，成為附加值中的主導部分。所以，勞動報酬占比的變化與產業結構的性質和升級階段有密切的關系。
十二、“政治正確”的調整不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地方政府的態度轉變和中央政府政策的調整有關。但對地方政府來講，最重要的還是經濟增長，所以資本對它來說仍舊很重要。目前這個“政治正確”的調整是否真的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我表示懷疑，并且我認為在轉向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對沖。因為工資是剛性的，如果真的上調了工資，減少了引資的力度，那么就必然會傷害到地方經濟的發展。短期內，后果可能還不明顯。三年、五年后可能會進一步出現區域性經濟差距的拉大。
中央政府不應該一刀切，而是應該留給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權。不同地區的經濟初始條件大相徑庭，沿海和內地、南方和北方的情況都不能一概而論。誠然，有的地方必須通過提高最低工資以促進轉型，必須讓工會在勞資談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有的地方就不一定。所以中央還得留出一定的體制彈性，否則很多地方很可能喪失發展機會，地方差距會拉得更大。
十三、中國經濟發展不允許減緩，不能被民粹主義或既得利益者俘獲。
我知道大家目前對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熱情不以為然，然而現在關心收入差距的拉大，這些問題都需要依賴政府的二次、三次分配來最終解決。但政府自身并不創造收入，政府的資金來源于經濟發展，來源于稅收。如此看來，經濟發展不但不允許減緩，相反只有經濟高速發展了，才能談下面的解決方法。我個人認為，中國目前收入差距最終是一個就業創造的問題。未來二十年內中國還有兩億農村人口將向城市轉移，這是一個潛在的更大的“公平”。這意味著需要把更多的人納入到國家的就業體系中，使之進入市場經濟的軌道，讓他們的邊際生產率由負變正。這些從農村出來的人恰是最邊緣化，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
為什么很多經濟學家并不支持新勞動法？就是因為它其實只保護了已就業者的利益，傷害了就業創造。所以它將來保護不了那些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他們可能連就業的機會都無法獲得，這才是傷害了最大的公平。現在我們之所以看到很多西方國家用法律保障已就業者的利益，因為這一舉動永遠是政治正確的——投票權掌握在已就業者手上。所以一旦政府被民粹主義或既得利益者俘獲的話，政策的走向必然偏向勞動力一方，然而這樣做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十四、“政治正確”的東西大部分恰恰在學理上都是錯的。
左派一貫主張要從高收入者那里下手，采取稅收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這點我不同意。左派的觀點過分追求政治正確，在理論上卻錯得離譜，往往沒有任何理論和依據。中國當前的政治的特點是“民生政治”，一樣東西只要大部分人支持，那么這個東西就是對的。我認為，政治上正確的東西大部分恰恰在學理上都是錯的。左派的主張并沒有把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考慮進去。這就是為什么在發達國家左派政權上臺后經濟總是搞不好，作了很多承諾，到頭來總是空頭支票，于是往往就失去了下一屆的當選機會。
經濟學家則必須而且有社會責任去考慮更長遠的東西，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在中國現在對很多問題的討論都有一個毛病，即不注重數據和科學的分析，更不注重理論，缺乏理性和公開辯論。而媒體往往把問題渲染、擴大化。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在當下（1）要始終考慮經濟發展的階段性；（2）要用理論來分析問題；（3）要拿出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十五、經濟學中所有的理論都是fan對“大政府”的。
大多數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共部門太大，肯定會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分配帶來負面影響。政府消費占GDP比重越高，對經濟的傷害就越大，這其中有必然的因果關系。經濟學中所有的理論都是fan對“大政府”的，因為大政府會產生過多的非生產性開支。
但有時，在用理論解釋現象時需要非常小心。在中國，政府開支及國有企業的問題尤其復雜。你會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開支很大，但它的這些開支又不是純粹消費性的，其中還包括很多基本建設的投入。除了教育、醫療、衛生的開支，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花費很大程度上都是生產性的。也就是說，政府做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應由市場和私人公司來做的事情。這是奇特的，但卻是事實。
很多人對國家持有的壟斷企業詬病頗深，對中國來講，要用YES和NO來回答“民營化對收入分配是否有裨益”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困難的。雖然經濟學家大部分在理論上都認同民營化和徹底的市場化，但國家的發展階段、初始條件，包括政治體制的性質都不能很好地滿足市場化理論所要求的條件。所以我們就必須務實地來看這個問題。我相信中國目前一百來家大的央企大部分都是這樣一些戰略性、壟斷性的行業，它們也就必然會產生一些違反市場的行為，從而傷害到社會分配。但另一方面，與俄羅斯和東歐的很多轉型經濟對照一下，我們又發現，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也許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會更差，會更像今天的俄羅斯。
十六、雷人、反常的數據更具有新聞效應，能抓眼球。
現在總有人引用一些公開資料說，盡管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國有壟斷企業的職工占全國城市職工總數的2%，可是它的工資總額占全國工資總額的80%。 看到以上這些“雷”數據，我感到驚訝。這些數據是誰制造的？誰公布的？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引用這些數據的文章作者其實是可以用常識來檢驗這些數據的可靠性的，但少有人這么做，因為這些反常的數據更具有新聞效應，能抓眼球。
使用中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三十萬家企業的數據庫，我們初步計算了一下1998-2007年間國企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工資與職工人數（與全部企業和職工人數）的占比。從趨勢上看，兩者都從1998年的40%多下降到了2008年的10%左右，但工資占比的下降幅度小于職工人數占比的下降幅度，兩條趨勢線的交點在2002年左右。由于我們這里的國有企業數據涵蓋的是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不僅僅是壟斷行業，因此，以上說國有壟斷行業的工資總額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80%的說法根本不可信，但卻在媒體上以訛傳訛.
李戰軍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 發展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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