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個必然要發生的現象。
現在民眾更關注分配中“公平”的喪失，認為如此“分蛋糕”導致了資本占有者的收獲比勞動占有者多，被認為產生了所謂的“國民收入分配不公”。那么這個現象是否合理呢？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這并不是反常的現象。因為我們在考察中國收入差距擴大這樣一個現象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勞動和資本的相對稀缺性。沒有人會挑戰說中國不是一個資本稀缺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勞動力相對資本不那么稀缺的時候，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一個必然要發生的現象。
七、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在理論和經驗上都是有解的。
一種理論提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存在“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簡單地說就是“水漲船高”效應。只要維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只要人均收入能得到持續提高，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從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中也發現，人均收入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在統計上存在倒U型的函數關系。也就是說，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個“閾值”之后，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就會得到緩解。我們可以猜測，這個函數關系的背后當然是政府再分配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就說明，這個問題在理論和經驗上都是有解的。
八、讓更多的人進城打工可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
我們最近一項基于1978-2008年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改革中居民收入差距與城市就業比之間呈現出倒U型規律，即出現“庫茲涅茨進程”。研究還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各地區之間收入差距顯著大于各地區內部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和堅持城市化戰略，提高城市就業人口比重，對平抑收入分配差距意義重大。
九、“通過收入再分配來促進經濟增長”并不是好的增長機制。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如何分蛋糕決定了蛋糕能做多大。這個看法在理論上叫做通過收入再分配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在理論上還沒有找到這個命題成立的很好的增長機制。有意思的是，在理論和經驗上，我們有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如何摧毀經濟增長機制的典型案例，那就是中央計劃經濟模式。這些年來，經濟學家也在試圖尋找一個理論上的機制，看看究竟多大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而不是相反。所謂更惠及窮人的增長或者包容性的增長這些概念的出現顯示了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不過，我還沒有看到通過過大的收入再分配來更好地促進增長的經濟理論的出現。
有些人會說北歐提供了一個支持上述命題的很好的例子。的確，相對于其他地區，北歐人的收入分配狀況更平等。這當然是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結果。但這是否意味著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增長呢？我認為很難得出這個結論。一個事實是，北歐的政府再分配和高福利模式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和創業精神。沒有了市場競爭的壓力，也許的確讓一些人能更注重自己喜歡的事業（藝術創意就屬于這樣的活動）。但即使這樣，我們也得承認，總體而言，這個模式在理論上需要滿足的條件（如生產力水平、人口素質、資源稟賦、地理環境等）非常苛刻，難以移植到更多的國家去。
十、政府推動收入增長的行為未必會帶來好的結果。
很多人現在解讀富士康、本田事件，因此聯想到“劉易斯拐點”的問題，會思考中國在最近是不是開始出現了轉折點，勞動力增長由加速變為減速。減速以后，工資上漲的壓力就很大。如果工廠和企業不能很好地應對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壓力，那么就會出現利益上的沖突，就會出現類似富士康的事件。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看到一個正式的研究，從個別企業的現象來推斷中國是否進入了勞動力短缺的時代，甚至推斷中國是否面臨著“劉易斯拐點”。對這兩個命題，我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現在的加薪潮是地方政府行為。我覺得現在的舉措，包括新勞動法、工會要搞的勞資談判，包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最低工資上調20%的政策，都是一系列政府行為，但未必會帶來好的結果。這些舉動的前提是，我們真的出現了“劉易斯拐點”。從富士康事件中可以確切地推斷中國進入了這個階段了嗎？我覺得現在證據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