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近兩年來一直認為，我國目前現行的一系列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應該進行修正調整。不僅僅是我所熟悉的房產和土地的調控政策，還包括勞動、收入分配、人口等調控政策。
我也認為，因為上海出了陳良宇，上海的黨員干部、專家學者，內心都不愿意在宏觀調控政策問題上，在當下這個時段公開表達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質疑。這是一種識大體、顧大局的應有表現。
我還認為，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研究，一段時間上海是拱手讓給了北京了，上海的學者們多是研究產業經濟、企業戰略和區域發展。但這些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使更多的上海學者有了自己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這種看法和北京的主流看法并不一致。
最近，看到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軍教授歷經生死循環后的一個訪談錄，集中代表了上海經濟學者們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系列看法。這些思想內容同樣對房地產的調控具有借鑒指導意義。
一、我國收入分配在過去十年并沒有持續惡化。
2004年之后中央采取了大量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農民收入的增速很快，就這個角度而言，廣義上的收入分配差距，即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延續拉大的趨勢。只是農民并沒有太大的話語權，特別是網絡論壇的話語權，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
2004年之后，中國政府在解決收入分配差距上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特別是解決農民的負擔。減負就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我認為不能把目光僅僅停留在城市內部人與人的收入差距，因為這個收入的差距絕大部分是由于職業和行業的工資差距造成的，是可以解釋的差距，有相當的合理性。中國收入分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地區之間的差距，即城鄉之間的差距。但大家現在談論這個話題時往往把眼光聚焦于城市內部個體收入的差異，像“蟻族”這樣一批有話語權的年輕人越來越受到輿論的關注。
二、教育和醫療才能確保地區之間收入分配公平。
從長遠來講，為確保地區之間收入分配公平，政府應當加大基礎教育與醫療的投入力度，教育是投資于人力資本，醫療是保證健康，這兩個東西是未來決定你爭取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未來的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應該享受同樣的教育、醫療、保健。這個做好了，地區之間未來的收入差距就會更加公平。
三、政府的政策不能由噪音分貝來決定，而應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
我注意到，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都會經歷一個社會高度關注收入分配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對收入分配狀況的各種不滿會集中爆發出來，有時候會非常刺耳。這當然不是什么壞事。但我們也要看到，這里面的“噪音”很多，需要我們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幫助政府和民眾加以分析、辨別和澄清。你說到很多人不相信統計數據，并不完全代表數據本身不可信，而是因為人們在這個時候往往缺乏理性，不愿意傾聽經濟學家對數據的分析。這是真正的問題。政府的政策要試圖建立在科學分析的結論的基礎上，不能由那些“噪音”分貝來決定。
當前“噪音”分貝最高的年輕一代并未經歷過中國經濟變遷的過程，更沒有經歷計劃經濟時代，他們不知道真正的貧困意味著什么，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當下的截面。這使得他們很容易感性、孤立地看現狀，認為所有弊端都是市場化等當前政策帶來的。他們不知道這些問題都是階段性、過渡性的，并且一些看似無法討論的問題其實都是有解決方案的
四、個體收入之間的差別只要是可解釋的，就不是問題。
比如，很多人只關心為什么有的人的收入是我的收入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不懂得個體收入之間的差別盡管很大，但卻可能是正常的、可解釋的，這個差距是由教育水平、技能的差別、工作性質、行業、地理位置以及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差別等很多因素決定的，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這跟我們所關注的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工資和收入的差距只要是可以解釋的，就不是問題。在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上，這樣的差距其實正是未來效率增進、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的源泉。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們的基尼系數超過所謂的國際警戒線起碼十年了，我們還能維持下去。只要人們對未來的期望收入隨著經濟還在持續增長，它就不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我們就能贏得時間來消解這個問題。
五、市場的力量可以改變蟻族和八零后民工不愿離開一線城市的狀況。
我們的經濟在轉型、城市化在進行，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痛苦過程。所有成功經濟體都曾經歷這個過程。現在大學生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的生活狀況肯定在惡化，因為競爭越來越激烈。但年輕人的地理選擇空間也在相應擴大。你可以選擇呆在一線城市，也可以退居二線，現在不是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逃離北上廣”嘛？比如富士康最近說要在中西部投資，對中西部類似年齡段的年輕人就是一個機會。同樣的問題，你在上海看和在二三線城市看完全是兩個概念。中央政府這些年來創造了很多條件，鼓勵人才要素往中西部流動，但效果并不理想，孔雀還是愛往東南飛。你在一線城市的生存壓力這么大，生活費用這么高，你仍舊不愿離開這里。
然而現在靠市場的力量，政府甚至不需要開出更優惠的條件，很多年輕人終于開始轉變觀念，開始向二三線城市遷徙。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也是被迫的，但對經濟轉型肯定是有促進作用的，可能在很短的時間里這個問題就有解了。十年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這個問題不可能解決，但十年后這個問題就逐步找到了答案。盡管解決的形式不是那么美，付出了我們并不情愿付出的代價，特別是當轉型的壓力落在本來已承受巨大考驗的年輕人身上之時.
